茫茫人海中，我幸遇许许多多的恩者。如山间的小树，因有阳光、雨露和土壤，才活着，才成长，才与万木浑然一体而成绿洲。我的人生之旅，每一微小的进步都离不开恩者的把扶，都满含着恩人们的叮嘱与期待。

　　我退伍还乡后，遇到了一位名叫邓屏的恩者。

　　一天，邓屏带着“县政府教育督导评估小组”到校检查。他的工龄比我年龄还大，当过乡下教师、文教组长和教育局小教股长。因他时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大家叫他“邓书记”。

　　那时我在本村小学当民办。因为埋头教书，家小难顾，田荒屋破，生活艰难。看到我这副落魄的样子，在南方打工的表兄劝我跳槽，去他所在的公司给老板当秘书。他对我说，他去年正月来我家“拜年”的时候，把我发表的几篇文章悄悄带回公司送给了老板。老板看了，声音很大地对他说：“你要是能把这个人弄到我手下，我给你长工资!”由此可见，那位至今也未谋面的老板，当时的确是把我当成了“人才”。在表兄的劝说下，我心动了，作好了“熬到年底把工资拿到手就去南方打工”的准备。

　　这年秋后的一个黄昏，孩子们放学了，校园一片沉寂。下午放学前，校长要我收拾房子，说是有个姓邓的县领导来住。我有些诧异。学校里数我的宿舍最糟，连一条象样的板凳也没有，就对校长说，让领导住女老师的房吧，那里收拾的又干净又顺眼儿。校长说，这位领导晚上要写东西，得有个台灯。老师房里的灯泡都吊着，悬得老高，光线昏暗，唯独我用铁丝和木板自制了一个台灯。住我的房，是领导的意思。

　　打扫完了房间，在学校厨房匆匆就着一碟无油的咸菜吃了碗饭，我便来到校外的山坡上。望着如血的残阳，和从远处山凹里的家缓缓飘起的炊烟，我蓦然想起天涯海角的排天巨浪，想起训练场上的一飞冲天，想起特战大队极限挑战的日子……想到“军中之鹰”退伍之后竟然成了村小学的“教书匠”，心里顿生悲凉。

　　在夕阳接近地平线的时候，邓书记从乡下走访回到了学校。这天，他在村里挨家挨户地了解适龄儿童入学情况，一大早出发，中午在村民家里吃红苕，至暮而归，很辛苦的。在落日余辉里，我看到他一步一步地沿着山坡小道向上攀登，身体微向前倾。那有些花白了的头发，让夕阳映染着，变成了红色，就象一团闪动的火焰。陪同他的有村干部，有文教站长，还有紧挨身后忽左忽右的校长……看到平日有些骄横的村干部那垂头丧气的模样，我突然有些兴奋。

　　在夜色浓重的校园，在我的那间掉了一扇窗、两根屋梁断裂了的房里，邓书记拔亮了我的心灯。他以我难以想象的亲近，坐在房里仅有的一条长凳上与我促膝而谈。我有点面热心跳。“人家是县领导呀!”我心里说，努力地与他保持着许多同胞至今还认为是应有的人间距离。但是，邓书记象父亲一般慈祥，从学习，从教学，从生活，从业余爱好，与我天南海北地拉着话儿。我感到有涓涓细流润遍全身，感动得难以自禁，便将自己发表过的和没发表的教学论文、教学小结和育人手记之类的东西，从发霉的农药箱里抱出来，放在邓书记面前。这时，我看见，邓书记的眼睛亮了……

　　这之后，我打消了去南方打工的念头，重新确立了人生目标：考试“转正”，当“公办教师”，实现自己从“驰骋疆场”到“培桃育李”的人生转型!

　　为此，我开始了艰苦的自学。在学校那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我挑灯夜读，温习了从小学至高中的全部课程，自修了大学中文专科至中文本科的全部科目。两年后，我以高出录取线11分的成绩，在全县“民转公”考试中一举中榜，被转为公办教师。

　　岁月悠悠，一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邓书记退休了。我呢，在邓书记和如邓书记一般的众多恩者的关爱下，从村办学校调到县直学校，后又调到县教委。邓书记赶闲儿来到办公室，向我介绍近几年教育的变化，谈他听到看到或是亲身经历过的新鲜事。譬如，某某教师辅导学生在全国得奖，某某教师救助特困学童考上了大学……邓书记说起这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从传道授业的三尺讲台，到人来人往的行政机关，接触的人和事全变了。在这里，我的主要任务是写“材料”——起草各类文稿和编发简报，还要写报道稿。我觉得，老这样呆在办公室里“爬格子”有些“窝囊”。特别是年迈多病的双亲住在乡下，我渐生厌意，不久便打起了退堂鼓。

　　一天值夜班，邓书记到办公室来“转转”。其时，我正老大不愿地伏在案头，给即将开始的全县暑期干部集训大会起草“主题报告”。见恩师前来，我心头一亮，便把自己的苦闷和迷惘说了出来。

　　邓书记敏锐地发现了我的浮躁。但他是一个善解心病的人。他开导我说，撰写材料表面看来是个“写字”的活儿，写不写得好，也就是个“文字功底”的问题。实际并不是这样。一篇好的材料，是起草者德才学识的综合体现。他拿过我起草一半的文稿比方说，要写好暑期集训的“主题报告”，首先要“吃透下情”，也就是要充分了解全县教育工作方方面面的情况，包括教育的优势和劣势、成绩和问题、经验和教训等等，特别是要对全县教师队伍和学校领导班子建设中的好作法、好经验、好典型了然于胸，对学校管理、教学管理和师德师风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心知肚明;其次要“吃透上情”，也就是要准确把握国家和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工作的最新要求。要做到这一点，起草人不仅要熟悉各种资料，还要多跑一些学校，多到教学一线听课评课，多听听教师们的意见和建议，多听听当地群众的心声，最好还要找找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的学生聊一聊，听听孩子们心里在想些什么。此外，还要对主讲人——即领导者的语言风格和思维习惯等等进行了解。邓书记说，能把“领导讲话”写实写活写到妙处的人，其实就是领导的高参，是决策的智囊。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活得窝囊吗?你能说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没有贡献吗?

　　这之后，我扎下身来，向办公室同行虚心求教，一切从零开始，渐渐进入到了一个“至爱难言”的忘我境界。调到教委的第四年，我被“借”到县委组织部和省委组织部。

　　如今，邓书记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说话的声音也不如前洪亮有力了。听邓师娘说，邓书记两次昏倒在路上，大病一场，虽经医院抢救脱险，但身体受到重创，精力从此大不如前。我很惭愧。古人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邓书记栽培这多年，他病倒了我居然不知，没有到医院看望。值得庆幸的是，邓书记身体终又康复。每次看到邓书记的身影，我眼前就亮起一盏灯……

　　(作者  吉方君）

（本文2012年获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