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粮廉文化”，是指粮食文化中关于廉洁、廉政的理论、知识、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深刻把握“粮廉文化”的内涵，大力推进“粮廉文化”建设，是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

“粮廉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尝遍百草”的无私无畏诠释了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传说上古时候，粮食和杂草并存，草药和毒株共处，人们分辨不清，更谈不上利用。为了造福苍生，神农氏跋山涉水，冒着中毒的危险，尝遍百草，终于辨明了五谷，还摸清了许多草药的药性，为人治病疗伤，受到人们的拥戴。帝喾时代的弃，通过艰苦摸索，掌握了挑选种子、种植粮食的方法，并无私地传授给世人，使人们逐渐摆脱了靠捕鱼狩猎和采摘野果果腹的生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人们尊称他为“后稷”，即“谷神”。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上古时代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真实图景，诠释了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食为政首”的重粮理念丰富了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问题历来受到高度重视。管仲第一次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其后，这一思想不断丰富发展。《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北宋李觏提出“安民足食”，朱熹主张“足食为先”。粮食生产被提到了治国安民的高度。对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也就是对民生的高度重视，满足了人民的粮食需求也就赢得了民心，这极大丰富了民本思想的内涵。

“节用裕民”的惜粮意识涵养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古人深知粮食来之不易，主张节用粮食，反对奢侈浪费。墨子认为，古代圣王对饮食的要求应以充饥补气为限，“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在民间，勤俭节约也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良好家风，世代相传。《朱柏庐·治家格言》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郑成功·戒奢》曰：“一饱之需，何必八珍九鼎？七尺之躯，安用千门万户？”如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早已没有衣食之忧，但勤俭节约的传统不能丢，奢侈浪费的歪风不可长，这也与当前大力纠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倡“过紧日子”的要求具有内在连通性。

“知稼穑之难”的悯农心态厚植了鱼水相依的爱民情怀。《贞观政要》曰：“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农民作为粮食的生产者，因其繁重的劳作，自古被寄予无限的同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都是这种悯农心态的集中反映。有识之士不断地告诫“要知稼穑之艰难”“民生之多艰”，开明的治理者往往也能从谏如流，施行仁政，轻徭薄赋，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

“不食周粟”的“耻食”态度凸显了尽忠竭节的人格操守。据《史记》记载，伯夷、叔齐效忠殷商，誓死不作周的臣民，“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这种轻生死、重名节的价值追求自古为君子高士所崇尚。《后汉书·列女传》引用羊子之妻的话：“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表达出有气节的人从来不接受带有侮辱性的施舍。《晋书·陶潜传》记载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体现了陶渊明不事权贵的清高傲骨。及至现代，仍有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为人所称道。这种对原则底线的坚守、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今天仍应被大力提倡。

“羊续悬鱼”的行为范式彰显了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古代生产力低下，食物因匮乏而显珍稀，也经常被当作送礼行贿之物。面对口腹之欲的诱惑，清廉之士总能做到不为所动，保持廉洁本色。东汉时期的羊续，将别人送来的鱼高悬于梧桐树上，任其风干，也决不食用，以此阻绝对方再次送鱼之念。“羊续悬鱼”成了著名的为官清廉、拒受贿赂的成语典故。无独有偶，南北朝时的苏琼，将送来的瓜悬挂在厅堂的大梁上，表明自己坚决拒贿的决心，留下了“悬瓜明志”的佳话。由此可见，一条鱼、一个瓜看似小事小节，实则大是大非，绝不可等闲视之。

“视积贮为天下之大命”的粮储观念体现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史，因灾害频发、战乱频仍导致的粮食短缺是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政权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因此，人们充分认识到粮食在巩固政权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粮食储备思想。《管子·国蓄》曰：“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墨子·七患》强调：“仓无备粟，不可待凶饥”“备者，国之重也”。汉代贾谊更是鲜明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直接将粮食储备上升到国家命脉的高度。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保证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强调“搞好粮食储备调节”“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既是对先人智慧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经验的升华，充分体现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深沉忧患意识。

（作者系武汉轻工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湖北省监委驻校监察专员）